把摄像机交给孩子是一种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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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1-13 16: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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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台DV的故事》是一部探索中国偏远地区青少年儿童内心世界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在“无人陪伴”时孩子怎样生活,表达了孩子们内心真实的声音和愿望。让DV这样的时代科技也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让孩子们最自然的生活也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也是一种赋权的尝试。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如果给每个西部孩子一台DV,他们会记录些什么?他们的每一天是怎么过的?如果没有大人的介入和干涉,他们会怎样思考这个世界和社会?2013年9月,一个公益组织把180台DV免费发放给四川省苍溪县72所学校的2000多名孩子,老师教给他们简单的拍摄技术,任孩子们在6个月的时间里自由拍摄,试图藉此探索农村教育的出路。

打动人的几个镜头

从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山区留守儿童的群像,孩子们拍出来的学校、家庭、村庄、田野、自然,与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有一个叫做王俊康(化名,以下均为化名)的男孩拍摄了自己的妹妹常常呆在电话旁边,或者拿起家里的电话,在话筒里跟妈妈讲话,她希望听到妈妈的声音;她还常常跑到村口,朝着远方呼唤妈妈。

李路用三脚架把DV架起来,拍摄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扫地、做家务,还拍摄了他在河边,用一条绳子和一根木棍做成的秋千,每天放学回家,他就一个人在这里玩秋千。

晓纯连续四天,都在河边拍摄河里的水草、枯草、落叶、河水,日复一日……

孙小兵记录了他每天和家里动物的对话,让我动容。他对牛说:“你一下吃这么多啊?”他对小狗说:“你真孤独,一个同伴也没有……你到底在吃什么?你又要走了,再玩一会儿嘛……”他对鸡说:“好可爱的鸡!”他对猪说:“好可爱,你们生活的环境怎么这么脏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听我说话?”……

孩子们最期待的是过年,爸爸妈妈会回家。张盼的镜头一直不愿意离开爸爸,王俊康的妹妹一下子就扑到妈妈的怀里。过年,是他们全家唯一可以团聚的时刻,有时候甚至几年才能团聚一次。张林林记录了家人团聚吃蛋糕,奔跑着抹蛋糕的快乐。

但过年是一个关,有时候显得残忍,或者说是一个讽刺。本该是日常的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不过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看电视,在孩子们的镜头里,却成了庆典与狂欢。“相见时难别亦难”,分别时王俊康妹妹的嚎啕大哭打动着每一个观众。因为,她可能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才能再看见她的妈妈。

还有一个镜头,一个孩子的父母去学校看她,她的同学用DV全程记录了这次相见:见面之后,三个人都在哭,一直哭,反反复复就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好好学习。”

传播学的反思

看完这部片子,我的第一感受是,做留守儿童的干预,真的应当从孩子们的需求出发,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进行赋权。

教育学家Freire有一个关于权力关系的观点,即“被压迫者并不是边缘人,不是生活在社会外部的人,他们一直处在内部——处在使他们成为‘为他人的存在’的结构内部”。解决的办法不是将他们融入“被压迫者结构,而是改变这一结构,使他们成为‘为自己的存在’”。这种成为“为自己的存在”的思维和行动的能力,其实就是获得改造社会的主体性的过程,就是赋权。

中国社科院的卜卫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司马光砸缸》,写司马光绕过假山。农村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假山,因为他们没见过假山,见到的都是真的山。尽管中国儿童有70%左右是农村儿童,但因编课本的老师是城里人,农村儿童的经验和知识(关于真山的经验和知识)就被边缘化了。但是,他们的经验应该受到尊重,应该成为社会文化的财富之一,或者发展法律法规或制度的来源之一,而不应该被看作“异类”。因此,她说,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应该习惯性地将研究假设建立在自己所代表的人群的经验之上。

因此,卜卫老师认为让流动/留守儿童发声,鼓励孩子们通过戏剧创作、图画讨论和自办杂志、广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让他们学会利用媒介,表达自己的意见,通过媒介参与影响社会,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换言之,这也是一个政治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自上而下的一种所谓的“正确的价值观”和“精英品味”,而是参与其中,在行动中学习。通过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他们熟悉的本土经验和地方知识,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和发展。这不仅对他们,对我们研究者本身也是一种学习。

这个片子,如同一个窗口,展现了一个并不遥远却未曾打开的世界,亦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的种种偏见,让我们反思,或许正是我们自己参与建构了这个不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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