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德图书连载〡七重山(第二部2):矛盾的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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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1-16 0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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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召唤人们所说的话是多么美、多么令人害怕,祂召唤人们到祂身边,到福地,也就是参与天主的生命那可爱、肥美的地方,那圣宠及光荣的生活,那内在的生命,那奥秘的生活。对柔顺服从的人,这些话是动听的;但是对那些听到却不了解或无回应的人,这些话又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你要去占领的地方,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你撒了种,还要用水灌溉,像灌溉菜园一样;但你们去占领的地方,却是一个有山有谷、有天上的雨水所滋润的地方。


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己照管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年首至年尾、时常注目眷视的地方。


如果你们真听从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爱上主你们的天主,全心全灵事奉祂:祂必按时给你们的土地降下时雨、秋雨和春雨;必使你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必使田野给你的牲畜生出青草;如此你必能吃饱。


你们应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离弃正道,去事奉敬拜其他的神,教上主对你们发怒,使苍天封闭,雨不下降,地不生产,你们必由上主赐给你们的肥美土地上迅速灭亡。(译注:《申命记》第十一章)


我自己和犹太人一样,领受了出红海的洗礼。我也进入了一片沙漠——但是这片沙漠太便宜我了,因为我的软弱,所受的考验也不严酷——只要我信任服从天主,不任性、不自以为是,就可以荣耀天主。


这条路引导我到一个我无法想像、不能了解的地方,那个地方不是我那像埃及的出发地,不是那因邪恶、罪行而让人性受蒙蔽、束缚的地方。


在这儿,人的双手、才智都不算数,是零;在这儿,天主指导一切,期望我贡献自己,密切接受祂的指导,就好像祂是用我的脑子在思考,我的意愿也和祂的吻合相同了。


就为了这个原因,我领受到召唤。为此,我的生命才被创造;为此,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此,我领受了洗礼。从此基督活在我之内,在祂炽热的爱火中,将我熔入祂之内。


从领洗得到召唤的那天开始,如果我不能胜任加诸在我身上的责任,后果之骇人真不敢想像。但是那责任也不是我一听就能响应的,也许我需要的是奇迹式的圣宠,让我能即时自动、忠信地回应——如果当时我能做到这一点,该有多好啊!


的确,领洗那天一道通往深远境界的大门为我敞开了,尽管含糊不清楚,我还是心里明白,这一点领悟只是一种渺茫、负面的感受,只有和人们经验的琐碎及陈腐对比才看得到——譬如朋友之间的谈天、城市的景观、在百老汇大道上每走一步,都把我带进愈来愈深的渐降深渊。


摩尔神父在大门口追上我们,催促我们一同到神父住屋用早餐,这真是好事;这就是我慈母教会的一贯作风,因为找回她失落的不值钱小东西而欢天喜地。我们围坐一桌,喜气洋洋中,我觉得事事顺心,因为爱德本身绝不会不和谐:每个人确实都对已成之事感到高兴,最高兴的当然是我自己和摩尔神父,其次是赖克斯、戈迪、费礼德古德和瑞斯,每个人的欢喜自有不同层次。


从教堂出来后,我们发现没有地方可去,这个突然入侵的超性力量扰乱了整个正常自然生活的秩序。


刚过了十一点,接近午餐时间,我们才刚吃完早点怎么吃得下午餐呢?如果十二点到了不吃午餐,大家又该做什么呢?


再一次,我的内心终于又在问话了。我又从那扇令我费解的大门望进去,看到我无法领悟的境界,那个境界充满许多我永远无法理解的象征意义;因为过多,以致意义全无。“因为你要去占领的地方,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因为我的思想不是你们的思想,天主说你们走的路不是我走的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去找寻天主……当祂在附近时,拜望天主……你为什么要花钱去买面包以外的食物,为什么你要为不能使你满意的事花劳力呢?”


这些话我全听到了,却似乎抓不住要领,也不能明白。也许道德上我无法做到我应做的,因为我还不清楚祈祷是什么,牺牲又是什么,该如何摒弃尘俗世界,该如何度过超性生活。我应该做些什么呢?还有该做什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到的事呢?


首先,我应立刻开始每天领圣体。我的确想到过,但并不以为那是一般人该做的事,同时我以为每次领圣体前都该告解。当然,最直截了当的该是继续去找摩尔神父,提出问题。


其次,我应该追寻常规的完整灵修指导,仅仅六周的教理学习毕竟不够充实,学到的只是仅仅几项最基本的天主教徒实际生活的知识。如果当年我没做出如此极端的假定,自以为成为天主教徒的训练已经全部结束,受洗后的那一年日子就不会过得那么杂乱。更糟的是,每逢疑难,我不但不立刻发问,反而只是为自己的弱点感到羞愧,不敢接近摩尔神父,为自己灵魂上真正基本的需要向他求教。


我最需要的便是方向和指导,这又是我最不关心、最不在行的。记得当时只向摩尔神父问些琐碎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圣衣,什么是大日课和弥撒经书,还有该到哪里要一份弥撒经书?


目前我已将想成为神父的念头暂搁一边,这么做也有很好的动机:想成为神父的时机也许尚未成熟。不过,一旦不把自己当成得到教会高尚、艰辛、特选召唤的候选人,我的意志自然而然不再坚定,警戒心也松弛了,又过着普通的生活。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艰难的目标;对我来说,成为神父就是最好的理想及目标。这当中还有很多具体因素,如果有一天我想进人神学院或隐修院,现在就应该开始培养良好的会士或神学士生活习惯——生活得很平静、放弃娱乐、远离世俗,并小心避免激起旧日狂乱的热情。


然而,一旦丧失了那份理想,就会面临变得草率、漠不关心的危机。事实上,自从接受了洗礼的无上圣宠,经过信仰的挣扎,经过皈依,经历了那么漫长的道路,经过了地狱四周无人禁地,我不但没有变成一个坚强、热心、慷慨的天主教徒,反而沦为千百万不热心、懒散、迟钝的基督徒一份子,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即使只是举手之劳,也不愿稍稍努力,以保存灵魂的圣宠。


我实在应该幵始祈祷,真切地祈祷。我读过各种神秘主义的书籍,尤其在受洗时,我更体验到真正神秘的生命——那种具有圣化圣宠、充满圣神的神学德行与神恩的生命——充分显示给我了;只要我进去,便可享用,我的祈祷生活一定会日进千里。不过,那时我并未做到,甚至还不清楚什么是一般的默想时就已经开始做默想了。差劲的是,过了四五个月后我才知道如何妥当地念玫瑰经,虽然我有一串念珠,偶尔也念念天主经、圣母经,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该念的祷文。


在第一年的灵修生活中,最大的缺点便是忽略了对圣母的敬礼。虽然我相信教会所教诲的有关圣母的真理,也在祈祷时念“万福玛利亚”,但是这还不够。一般人不尽了解童贞圣母的宏大力量,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事实上,我们都是经由她的手才得到一切圣宠,那就是天主的意志,天主愿意让她参与祂的救赎世人工程。


那时我虽然相信圣母,但是她在我的生活中却只占据极微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个很美的神话——事实上,她对我的重要性顶多就像看到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或诗境。童贞圣母是站在许多中世纪教堂门口的一具雕像,是我在克伦尼博物馆看到的众多雕像之一,我在奥康念书时就贴了满墙那些雕像的照片。


但这并不是玛利亚在人们生活中该有的地位,她是基督的母亲,我们灵魂中的耶稣之母。她是我们超性生命的母亲,经过她从中求情、代祷,我们得到圣德。这就是天主的意愿,没有其他的途径。


我那时没有依靠她或她有大能的感受,也没想到多么需要特别信任她,必须亲身经验后才能体会。


如果没有圣母之爱,我能做什么呢?没有明确、崇高的精神目标,没有灵性上的指导,不能每日领圣体,没有祈祷生活,我能做什么呢?我最需要的是拥有超性生命的意识,按部就班地矫正我的热情和疯狂的个性。


我犯的一个大错便是以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仅仅是藉圣宠将本性生活加上一点超性的形式便大功告成。我以为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思想行为完全照旧,只要不犯违反道德的大罪。


我也从未想到,自己若是一成不变地过以前的日子,就免不了做出违反道德的恶行。受洗之前,我只为自己而活,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及野心而活,只求痛快、舒服、为名为利而已。洗礼为我带来义务感,我有义务克制本性的欲念,应当服从天主的意志。“因为随肉性的切望,是与天主为敌,绝不服从,也绝不能服从天主的法律;凡随从肉性的人,绝不能得天主的欢心……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必要死亡;然而,如果你们依赖圣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动,必能生活,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译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


圣多玛斯很简明地阐释了《罗马书》中的几句话。肉身的智慧是一种判决书,我们自然嗜好的一般目的就是人在安排全部生活时的依据,于是肉身必然会驱使意向做出违犯天主律法的行为。


一般人都是宁愿顺从自己意愿,而不是天主的意愿,可以说一般人是恨天主的;当然他们不是忌恨天主本身,而是因为自己违犯了天主的诫命而恨天主。然而,天主是我们的生命,天主的意志是我们的粮食,我们的肉食,我们生活所需的面包;憎恨我们的生命就是进入死亡,对肉身过分挂虑就是死亡。


唯一救了我的是我的无知。事实上,我的生活在受洗前后都大同小异,我和那些轻视天主的人一样,只爱这个世界及自己的肉体,不爱天主。因为我的心全系于现世及自己的肉身,我肯定会陷入大罪中;因为我专注的每一件事都是习惯性地只以满足自己为先,其他一切都是次要,这都妨碍并阻止了圣宠在我灵魂内的工作。


当时我并未完全想通这一点。因为在知性上我很完全地钣依了天主,我以为这就是完整的钣依;因为我相信天主,相信教会的训诫,我可以通宵与人辩论,还自以为已经是很热忱的基督徒了。


其实不然,知性的钣依是不够的。只要是意志,那自动的意志不能完全依照天主的意思,即使知性上已经飯依,意志仍是含糊不稳定;即使个人的意志无法让知性看不出一件事物的真相,意志仍可迫使知性完全不去观察某件事物,阻止知性思考。


那么,我自己的意志又是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我那时并没有将我的财宝摆在天堂,它们都在世上。我想成为作家、诗人、批评家、教授,要享用所有知性、感情可以得到的快乐;就是为了享乐,我毫不迟疑地将自己拋进明知会伤害灵性的境况——虽然我通常都被自己的嗜好蒙蔽,盲目到不知自己处境的危险,直到事情出了差错已来不及纠正了。


.就我的志向而言,其目标也没错,成为作家或诗人都没什么不好——至少我希望如此——错误出在其目的是内在自我崇拜心理作祟,为了达到那个标准,目的是要满足个人的野心。只要我'是为自己、为这个世界写作,所写的就不免出于激情,出于自私自利和罪恶;邪恶不良的树即使能长出果子,也只会结出邪恶不良的果子。


当然我不只在周日才会去望弥撒,有时也会在其他日子。我总是隔不久便去领圣体——如果不是每周,至少每两周会做<一次告解和再领圣体。我也持续读了不少灵性的书籍,但是并没有很有灵性地阅读,只是囫囵吞枣、做做笔记,记下自认可在辩论时派上用场的感想——我只想利用这些知识抬高自己身价,沾这些知识的光彩,炫耀自己。偶尔,我也会在下午进教堂祈祷或拜苦路。


对一般天主教徒而言,这些行动或许就足够了,因为他一辈子忠实履行他在宗教上的义务,但是对我却是不可能足够的。一个刚在手术


台上被支解、大难不死、刚刚出院的病人不能马上过平常人的生活,我经历了灵性的斫伤蹂躏,不但每天要领受圣事的辅助,还必须加强祈祷、做补赎、默想及苦修。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通这些事情,如今我写出我的发现,好让与我同病相怜者知道如何为他自己省下许多不必要的危难及痛苦。对于这种人,我会说:不论你是谁,天主带你进入的新地方和你之前生活的埃及迥然不同。你再也不能在此地过你从前彼地的生活,你的过去和旧生活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再也不可只求自己的安乐而生活,应该放弃己见,接受智者的指导,为了爱天主牺牲自己的欢乐与舒适,并且将你从而省下的金钱送给贫穷的人。


最重要的是,要接受你的日用粮,没有祂,你的生活将不保。因为基督的生命藉着圣体面饼喂养你,祂会让你感到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快乐,领圣体会让你非常轻易地得到这份转变。


II


一九三九年第一个早晨是个灰暗的早晨,带来一整年黯淡的日子——非常灰暗。我走过一排白色空荡荡的屋子,来到矗立着殉道者圣依纳爵(St.Ignatius Martyr)[1]教堂的空广场。一路上吹着冷峻的海风,那阵凉意使我清醒,但是对我的心情无甚裨益,这个新年真是开始得很糟糕。


那年除夕我们在长岛费礼德古德当医生的岳母家庆祝。那场聚会有点杂乱无章、莫名其妙,我们聚坐在权充候诊室的地板上,敲击不同种类的鼓乐器,喝着我记不得名字的饮料;不论我喝的是什么,反正那种饮料使我情绪变得很坏。


唯一没有对这场聚会表示不满意的就是巴拉玛卡瑞,他只是取下缠在头上的布,坐在椅子上,也不在乎那场喧闹。后来,斯雷特因为先前拔了一颗牙也在闹情绪,就试着用巴拉玛卡瑞的缠头布把我绑起来,所以这个僧侣就悄悄地先回家——回到费礼德古德家——睡了。


不久,我又对着街灯丢掷一罐凤梨汁,然后也回去睡了。我和巴拉玛卡瑞同睡一间房,天刚亮他就坐起来喃喃地念起他的早祷,我也醒来;诵念经文完毕,随着就做默观,但我已经睡不着,就去望比我计划中还早的弥撒。这件事我倒做对了,一如往常,我发现在那些日子或任何日子里,望弥撒通常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一直不清楚其重要性,最后终于真相大白;实在是因我的生命只是为天主而活的,天主才应该是我生命,是我一切所作所为的中心。


我花了近一整年的功夫才由杂乱没有目的的欲望中理出一个头绪、找到真相,有时我觉得我在宿醉中挣扎找寻自己的生命目标与当时世局的进展有点关系。


那时正是一九三九年。那年,人人担心的世界大战终于开始教训我们了,并且告诉我们一个冷酷、不留情的逻辑,那就是仅仅担心大战爆发已经无济于事了。如果不要后果,就应该去除原因;如果仍然贪图原因,只是畏惧后果,却又因跟随原因而来的后果感到惊讶,那是毫无益处的。


那时我应该已经学乖了,晓得战争的原因就是罪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站在教堂圣洗池前,假如那时我接受了放人我手中的圣化恩典,我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贡献呢?人们对一个圣人能做到的事多么无知,因为圣德的势力是远超过整个地狱的。所有圣人都像基督一样,


有君王般的全权与神圣的能力:圣人自知有超人的能力,他们将自己交付给祂,祂藉着圣人弱小或着起来最不重要的行为救赎这个世界。


不过,这个世界并没有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记得,一月底我考了硕士学位鉴定考试,接连两天都去领了圣体,那两天我很快活,考得也很不错。因此,我想不妨到百慕大度个一周的假,去晒晒太阳、游泳,在空旷的白色马路上骑单车,重温我孩提时那一年的见闻旧梦。我遇到许多人都喜欢夜间乘坐马车,一边高唱着民谣:“在厨房和黛娜在一起的人——漫不经心地弹着斑鸠琴。”那儿天气真好,我回到纽约时晒得又黑又健康,口袋装满了许多和我一同跳舞、泛舟的陌生人的相片。回去后正好赶上替巴拉玛卡瑞送行,他终于搭乘瑞克斯号回印度了,同行的是一群天主教红衣主教,他们去罗马选举教宗。


后来,我在格林威治村签约租了一间单房公寓,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以为这间位于培瑞街的公寓较适合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这间大房间有自己的洗手间、壁炉、法国式窗户,连接一个摇摇欲坠的阳台,但是和那约十英尺宽、位于哥伦比亚图书馆后面的小房间一比,我现在更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了。此外,这时我也拥有一具完全属于自己的发亮的新电话,铃声深厚、清晰、低沉,非常亲切地邀我进行一些又奢华又世故的事。


事实上,我并不记得有任何重大事情是和那具电话有关的,只记得经常用那具电话和一位护士约会,她那年在法拉盛草原开幕的世界博览会中的医药站工作。还有,因为机件上或账单上的麻烦层出不穷,我曾怒气冲天地寄了一批讥讽信件给电话公司。


我最常用这具电话和赖克斯谈话,他有一具不花他一分钱的电话,因为那时他住在塔夫特旅馆,当旅馆经理孩子的家教老师,还可随时使用一个装满冷冻鸡肉的冰柜。他仗着优越的地位传来两件大消息:第一,乔伊斯的《费尼根守灵》(Firm叹am)出版了;第二,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XII)[2]选出来了。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初春早晨,我听到新教宗的消息。那时我经常坐在阳台上,身穿蓝色粗布土装裤,喝着可口可乐,一边晒太阳。坐在阳台上时,我总是坐在稳固的一边,我的脚则悬在不稳有断落木板的另一边。那个春天我经常那样度过我的上午:向东可以勘察培瑞街,那一段街道很短,被一排砖楼公寓切断;向西则直通河边,还可以看到那些停泊大客轮的黑色大烟囱。


如果不坐在阳台上发呆,我就在房间内埋身于安乐椅中,研读霍普金斯的书信及其笔记,希望能找到有关诗体韵律的不同原则,同时用白色小目录卡写满笔记,因为我计划以霍普金斯为题撰写博士论文。


桌上的打字机一直都敞开在那儿,有时我会很忙碌地在打字机上打书评,那时我偶尔为《时报》和《先锋论坛报》的星期日读书版写评论。更美妙的是偶尔我也可以辛苦磨练半天,写出一首类似诗的作品。


成为天主教徒之前,我一直无法写诗,曾经试过几次却从未真正成功过,所以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尝试。在奥康时曾写过一两次,在剑桥时也写过两三篇不甚高明的诗;到了哥大,自命共产党员的我曾写过一篇主题差劲的诗,诗里有码头工人,有从头上飞越而过的轰炸机——你知道,那真是个不祥的预兆。最后写成的诗简直可笑,连我们那“第四层楼”的各杂志都拒绝刊登。在我接受洗礼之前,唯一被刊登过的诗作只限于《小丑》上偶然出现的一行诗。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突发灵感写了几首不甚精练的斯克尔顿式(Skeltonic)诗,但是只持续一个月就中断了;其中还有一篇获奖,但在我看来那并不配得奖。不过,现在我脑海中盘旋着各种声音,经常迫切地想要写出来,如果韵律及音调是仿照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结果最好。我一向较偏好马维尔,他对我的重要性虽然不如多恩或克拉箫(当然是指克拉箫写得好时的诗),但是马维尔的气质对我个人有特殊的吸引力,他的诗境也较多恩和克拉箫与我自己更接近些。


我住在培瑞街时作诗也很困难,字句来得很慢,就算作出来量也很少。我作的多半是四音步抑扬格的押韵诗,因为太俗气的押韵我受不了,作诗要押韵对我特别难,有时韵脚显得笨拙而古怪。


一有灵感我就到街上溜达,走过几间仓库,来到第十二街底的家禽市场。我会走去鸡禽码头,坐在太阳下,在自己脑中筹划四句诗文;一边望着那些救火的船只、几艘老旧的空驳船、几个闲晃的人,还有对岸荷波肯(Hoboken)峭壁上的斯蒂文斯学院。我在草稿纸上写下几句诗文,回到家再用打字机完稿。


我经常立即投稿到杂志社,不知投了多少封到那接近第七大道的培瑞街角的邮筒中!几乎在那儿投寄的每一封都被退了回来,除了几篇书评。


退稿愈多愈让我觉得有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杂志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南方评论》、《党派评论》或《纽约客》等杂志。我最在意的就是要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似乎除了以这种琐碎的虚荣喂饱自己的野心之外,我就不能真正满意自己的实体。我旧日的自私自利日臻成熟,只求在外得到公众、出版界的正式认识,也可以非常自在地顾影自怜;我真正的信仰是沽名钓誉,希望自己活在人们的眼里、嘴里与心里。其实这种愿望并不算太过粗俗,并没有希求全世界的认识与赞美,只要能得到少数特殊人士的赏识就满意了。的确有一点天真,这种观念激起我的幻想,不过一旦我的心思被这种念头把持,怎能继续追求超性生活——被天主召唤的这种生活一-呢?若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天主,只是为我自己;若我没有信托天主的帮助,以为可以全靠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我如何能爱天主呢?


赖克斯为这一切指责我。他的写作态度完全不受此类愚蠢念头的骚扰,完全沉浸在神圣之境,具爱心、超脱、公正不偏。他以独到的见解将作家分成两类,一是知道如何写作的人,另一种是有话要说、以拯救社会为己任的人。他内心的美国画面中(他在这个画面前已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地过了十二年)充满了有心为善、悦人、快乐、向善、为天主服务的人,但是他们不知如何达成心愿,也不知向谁求教;各种资料来源倒不少,但是众多的资料只是更增添人们的迷茫慌乱。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人们一打开收音机,便有人报告他们想听的或需要听到的事;不用陈腔滥调,而是以具权威、具信念的语言告诉他们天主之爱:那份信念就是因圣德而生。


我不清楚他这个观念是不是一种特殊圣召,是不是一个确定又特殊的使命:无论如何,他以为我、吉卜尼、费礼德古德、范多伦和他欣赏的作家都应该明白这类事情,甚至不太懂得如何说话的喇叭手、钢琴师之流也该明白。他自己是明白的,但是对他而言,他总是等着被“派遣”。


我虽然较他先走到圣宠的泉池之前,但是他远比我聪明,拥有更明确的远见。事实上他比我更能真切地配合天主所赐的圣宠,他看准了什么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我猜他告诉我的正如同他向其他人所说的,我很肯定藉由他的声音天主的神灵坚定地指引我该走的路。


因此,至少对我自己的灵魂而言,又一次历史性事件发生了。一个春天晚上,赖克斯和我走在第六街,街上到处都是翻起的泥巴堆,堆得很高,有些地方挖成沟渠,有红色灯笼为标记,提醒大家正在建造地铁。我们沿着那些小店铺前黑暗的路边走向格林威治村,我忘了我们争论的题目,结果赖克斯突然转身问了我一句:“你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不能回答:“我要做多玛斯•牟敦,是在《时报》书评栏末几页写书评的名作家。”或者:“多玛斯•牟敦,大一英文副讲师,服务于新生命社会进化与文化学院。”所以我将整个问题放到灵性的境界。我想,这应该很恰当,就说:“我不知道。我猜我想要成为好的天主教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成为好的天主教徒?”


我的回答理由不够充足,只显露出自己的混乱,表示自己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


赖克斯听不进去。


“你应该说的是,”他告诉我,“你应该说的是你想成为圣人。”


圣人!这个怪念头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说:


“你怎么会期待我成为圣人呢?”


“想做就行了!”赖克斯说得那么简单。


“我不能成为圣人。”我说,“我不能成为圣人。”我的头脑变得混淆不清,虚假真实都混在一起。我知道自己的罪孽,还有那虚伪的谦卑使人说他们不能做某些他们该做的事,或不能达到他们必须达到的境界。


懦弱的人会说:“能救自己的灵魂,使之不犯大罪,我就满足了。”然而这等于说:“我不愿放弃我的罪过与依恋。”


但是赖克斯说:“不对,成为圣人所需的条件就是你想成为圣人。只要你愿意让天主引导你,难道你不相信天主会帮助你达到祂创造你的原意吗?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要有那份欲望。”


很久以前圣多玛斯曾经说过同样的话,这原是所有了解福音者都很明白的事。赖克斯离开之后,我想到了,也开始明白。


第二天我就告诉范多伦:


“赖克斯到处说,想要成为圣人,只要有心就成。”


“当然如此!”范多伦说。


这些人比起我都要算是好得多的基督徒,他们较了解天主。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迟缓、糊涂,这么不确定自己的方向,这么没有安全感?


我高价买了圣十字若望作品集的第一册,坐在培瑞街的房间内打开第一页,用铅笔在书中各处标画重点。其实成圣不能只靠此书:因为我画线的那些文字虽然非常精彩、用意深重,但是太过简单,反而使我无法领会;字句都太露骨,简洁到完全找不到口是心非的痕迹,不能满足我受太多杂念歪曲的复杂心性。但是,我很高兴至少尚能隐约察觉玄机,了解其中的重要性。


III


暑假一到,我就将培瑞街的公寓转租给费礼德古德的太太,自己到纽约北部奥利安城外的山上。赖克斯的姐夫在山顶上有一间小屋,放眼望去,纽约州、宾州尽收眼底——青色的山峰及葱茏的山脊连绵数英里,气候干燥时,林子里零星升起的烟雾在附近山谷中被伐木工人划开了。山林的沉静总是被日以继夜的油泵声破坏,穿越树林时,就可看到林间空地的阴影下有长长的金属柄臂笨拙地前后拉动,因为这一带山地盛产石油。


赖克斯的姐夫班吉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他实在不该那么信任我们,因为他不知道只要我们待到一周以上,就会闹得鸡犬不宁。


赖克斯、瑞斯和我搬去那间小屋,到处找地方安置我们的打字机。那是一个大房间,有一个石头壁炉、成套的法国幽默作家拉伯雷(Frangois Rabelais)的作品和一张大桌子。现在这张桌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在桌上吃汉堡饼、罐头豆子、大筒大筒的牛奶。屋外有阳台可瞭望山岭,我们后来在那儿架起秋千架;坐在阳台台阶上观看静夜的山谷,一边击着鼓,倒真是快乐时光。我们有一对小手鼓、一古巴双鼓,可以用双手在不同部位以不同方式击出不同的音调。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书可阅读,我们下山到圣文德学院图书馆。这一次因为我已经受洗,看到那些僧侣已不再心虚了。那儿的图书馆员依雷内神父从眼镜后面看着我们,他认出赖克斯,满脸惊奇,他总是心怀惊喜地接待每一个人。赖克斯将我们一个个介绍给他:“这位是艾德•瑞斯,这位是多玛斯•牟敦。”


“啊!瑞斯先生……毛敦先生。”依雷内神父引我们进去,他的眼神就像个爱看书的小孩,很开朗地伸出手与我们相握。


“牟敦。”赖克斯纠正他,“多玛斯•牟敦。”


“是的,幸会,幸会,毛敦先生。”依雷内神父说。


“他们_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赖克斯说。


“啊!哥伦比亚。”依雷内神父说,“我也是哥大的,读图书馆学系。”然后他带领我们到他自己的图书馆,信而不疑地把我们三人留在书库里。他从没想到对爱书人借书要加以限制,你想借多少,他就借你多少;只要人们要看书,图书馆是为他们而设的。他收藏了许多书,收藏书就是要给人阅读的,你想借多少就借多少,看完再还:他的不拘形式真是惊人,这位方济会士真是个快乐的人。待我和他们这些会士更加熟悉之后,发现这就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凡是爱好严格纪律生活的人,一入方济会便会察觉修会生活就是他们做补赎的大好机会,尤其适合以后做会长的人。不过,据我所知,依雷内神父从未较其他图书馆遗失过更多的书,那小小的圣文德图书馆是我所见的图书馆中最齐整、最安宁的。


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抱着满怀的书走出书库。


“神父,能借这么多吗?”


“当然,当然。很好,请便。”


我们填写了一些简单的单子,又和他握手告辞。


“再会,毛敦先生。”神父说着,他站在敞开的门口,重叠双手,让我们带着战利品扬长下台阶离去。


我还不知道已经发现了一个可以探寻快乐真谛的地方。


整个暑假我们几乎没有打开过那些带回小屋的书,但总是放在手边,只要想找书看,总有书可读。事实上,有书也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终于找到可以放自己的打字机之处,大家开始写小说。瑞斯写了一部名叫《蓝马》的小说,花了他大约十天的时间,共一百五十页长,还有插图。赖克斯写了一些小说的片段,不久就综合成一部名叫《闪亮的宫殿》的小说。我开始写的东西愈变愈长,最后发展到五百页,起先名叫《多福海峡》,继而改为《大战前夕》,后来又换成《迷宫》。定稿时是短多了,而且大半重写过,我寄到好几个出版社,很令我失望,这本书从来没有被出版——至少那一阵子我很难过,现在我倒很庆幸那些篇幅躲过了印刷机。


那原本是半自传式的写作,所以有不少地方也涉及了目前这本书的内容,但是有更多材料是我不打算写在目前这本书里的。当时我觉得掺杂一些假想人物更容易书写,作品也会更生动。那是很畅快的写作方式,如果事实显得枯燥,我可以节外生枝,加上一个名叫特伦斯•牟拙通的可笑人物。我让舅舅读了我的初稿,他令我非常困窘,因为他指出特伦斯•牟拙通就是用我自己的名字拼凑出来的,后来我把这个名字改成了特伦斯•派克。那的确是件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我把那个角色写得太愚蠢了。


那真是快活的时光,坐在树木茂密的峰顶,原野一望无际,晴空万里,整天聆听鸟雀鸣唱,坐在树下,面对车库,从事一页接一页撰写小说的健康活动。那几周过得真痛快,一切浑然天成。


我们应该可以更丰收的。我猜我们都想过在山顶隐居的可能性,问题是不知如何真正安排。涉及日常行为与是非善恶之分时,我在这伙人中要算是最能言善道却也最顾头不顾尾的,经常冲动想要到山谷的镇上看看有什么电影、玩玩吃角子老虎,或是喝喝啤酒。


这种想要离群过献身生活的模糊欲念充其量不过表现在开始蓄须这件事上,但是胡子长得很慢。结果赖克斯的胡子最好,乌黑而庄严;瑞斯的胡子较不整齐,笑起来却满像样的,因为他的牙齿大,眼睛上斜,像爱斯基摩人;我则自以为像莎士比亚而暗喜,后来回到纽约还一直留着胡子。在世界博览会中,留着胡子的我站在一个非洲秀附近,有个并非探险家却身穿白色探险装的年轻人就因为我的胡子而错认我是探险者;最起码,他也问了我一大堆关于中非的自作聪明问题。我猜我们只是交换从《黑色惊魂》()那部好片子中得到的知识。


在那林间小屋可以过好的隐居生活,现在我真后悔当时没能多利用那个好机会。赖克斯最聪明,有时日出便起床。我自己总要睡到将近八点,煎两个蛋,吞一碗玉米片泡牛奶,然后开始写作。我最接近默想的独处时刻是几个下午坐在一棵小桃树下,四周的草坪杂草丛生,我在那儿终于读了圣奥斯定的《忏悔录》和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的某些部分。


我接受了赖克斯的原则,他认为只要有志愿便能成圣,但是我却将这个原则和其他大道理束诸高阁——我仍然裹足不前,未能付诸实践。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为何总是不能化信仰为行动,不能将对唯一至善天主的认识转变成具体拥有祂的努力?不,只要能思索、辩论,我就自满了,原因是我的知识只限于本性及知性的思虑,毕竟异教徒的亚里斯多德将最高的本性幸福归在他能想到的对天主的知识中。我猜他也许没错,形上学的推理能将人提升到最高那种纯粹、微妙的快乐,那个境界几乎就是你在本性界中唯一能达到的永恒快乐;若能更上一层楼,你的推论将是根据启示得知的前提,那份快乐也就更深刻、更完善了。即使主题可能是基督徒信仰的奥秘所采取之推论、客观的默观方式,仍未能离开本性领域,至少在实际结果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到的就不是默观,而只是知性、美学上的暴饮暴食——那是相当高、精致、甚至有修养的一种自私。如果我们不能引领意志归向天主,不能有效地敬爱天主,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就是死亡,这种默想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意外变成一种罪恶——至少是一项不完美。


经验教我一项重要的道德原则。如果你的行动计划是根据两栏并列的广大可能性,一边是必须避免的大罪,另一边是无需详述便可接受的“非大罪”,你的行动计划必然完全不切实际。


这种将各种可能性做出区分的观念已经误导了很多天主教徒,他们都将它当成道德神学理论的完整内容。人们忙于工作糊口时,可能性多少会减少、受限,但是一旦去度假或逢周六晚上,那就要靠老天保佑了。为什么周六晚上醉酒的爱尔兰人数目会增加,这就是原因——这是真的——不完全喝醉本身只是小罪,这就是根据两类原则行事的结果。你用手指在大罪一栏的条件下寻找,看场几百英尺影片中尽是男女互殴镜头的电影不算大罪,微醺、赌博等等也不算真正大罪;这些行为既然不算违法,就该算是合法。所以,不论多么有资格的人对你说你不该做这件事,他就是个持异端邪说者;如果不小心,你就很可能让自己涉入这种争端中,说看电影、赌博、喝得半醉都是善良的行为……我很明白自己所说的,因为那就是我当时仍想采取的生活方式。你想听听在两项原则下生活的状况吗?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其中许多事本身不算大罪,但它们是否事出偶然我就不敢说了,让天主的慈悲来仲裁吧!但是这些行为都是被天主召唤去过全德生活的人所做的,他应该过一种以爱天主、服务天主为荣耀的生活•


嘉年华庆典来到了布拉福(Bradford),对我们来说,那就意味着可以乘坐观景车、碰碰车,玩宾果游戏,看大炮将一个穿白制服、戴防震钢盔的人射到对面的网子里。我们坐进车子沿着岩城路出发,穿过黑色森林,听到隆隆作响的油栗声。


那场嘉年华会规模很大,占满了狭窄的山谷,布拉福就隐蔽在弯弯曲曲的山谷地中,整片地被灯光照得通明。炼油厂的烟囱耸立在灯光外,像地狱的守门卫士。我们走进白色的亮光里,听到嘈杂疯狂的电子乐,还闻到糖果浓厚腻人的甜味。


“嘿,朋友们,请到这边来!”


蓄着胡子的我们不好意思地把脸转向这个穿衬衫、戴呢帽的人,他由摊位探出身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看到那些彩色板和数字牌,当我们走近他的摊位,他一副善心老好人的样子开始解释给我们听,他主持的这项碰运<游戏太容易赢了,简直是为公众谋福利,好让我们这种聪明、老实的年轻人赚一笔可观的外快。


我们听了他的解说,显然这个游戏不容小觑,奖品可不只一包爆米花。事实上,虽然只花两毛五玩第一次,但是每玩一次赌注就加倍,奖品当然也同样加倍,所谓的奖品就是现金。


“只要将小球滚进那些洞里,然后……”


他指明小球该进哪些洞,每次都要形成一组新而不同组合的数字。“每放下一个两毛五钱币,”我们这位大恩人如此说,“你就可赢二块五毛钱。如果你那一次碰巧没丢中,对你反而更好,因为再丢五毛钱你就可赢五块钱——放一块钱就可赢十块钱——用两块钱就可得二十元。”


我们放下两毛五,再滚小球,却滚进错误的洞。


“对你们有利啦,”这个人说,“现在你们可以贏双倍了。”我们每人都再丢进五毛钱。


“好极了,再来,你们快要愈赢愈多了,不会输的,没——问——题——啦!”


他又向我们每人都收了一块钱,放进口袋。


“就这样,伙伴们,就这么做没错。”他兴高采烈地说,而我们一个个又把球滚到错误的洞里去了。


我停下要他再解释一遍游戏规则,他照做了,我也仔细听。正如我所想的,我根本不明白他讲解些什么。你丢进的洞一定要是某几个数字的组合,而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找出这些组合,他只告诉我们该丢到什么地方,接着就迅速地将数字加起来,然后宣布:


“你只差了一点点,再来一次,已经很接近了,不会输的。”那数字的总和又变了。


不到两分半钟,他已经把我们全部的现金搜刮一空,只剩下我特意保留的一块钱,是用来玩玩其他游戏和买啤酒的。他问我们怎么忍心现在就罢手,此刻正是大捞一笔的时机,不但可以赢回所有的损失,还可获得一份会令我们头昏眼花的大奖金——三百五十元。


“伙伴们,”他说,“你们不该就此停手,一停手就等于白白丢了钱呀!哪有这种道理!你们老远到这儿来不是扔钱的,对不对?用点头脑,小伙子,你们难道不明白该把钱赢回去吗?”


瑞斯咧嘴笑了,那就是表示:“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我们没有现金了!”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


“难道你们没有旅行支票吗?”这位慈善家又问。


“没有。”


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像赖克斯此时一般如此专注而严肃,他满脸黑胡子,低头观察那些像天书的数字。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那人又说:“如果你们要回家再拿一点钱,我为你们保留这场游戏,怎么样?”


我们说:“保留这场游戏,我们马上就回来。”


上了车,一路上大家都保持缄默,到我们住的小屋要开十五英里,再加上十五英里回程。我们拿了三十五元和我们所有的其他现金,那三十五元是要拿去赌的。


那位穷人的大恩人看到我们三人再走进大门真的非常吃惊,也有点心虚了。我们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可怕,他大概以为我们回家不只是拿钱,还带了枪来。


我们走到他的摊位。


“你保留了我们的游戏吧,嗯?”


“是的,伙伴们,还保留着。”


“再解释一次。”


他又解释了一遍,告诉我们如何做就一定会赢,看来必胜无疑。我们把钱放在柜台上,赖克斯丢出去的小球——又掉进那些错误的洞里。


“这就完了,孩子们?”这位慈善王子说。


“到此为止。”我们转身离去。


我们用我留在口袋里的钱玩了其他不值得一去的摊位,逛了整个游乐场,然后到布拉福的酒吧喝啤酒,心情逐渐好转。我们舔着自己的创伤,和酒吧里一些女孩聊些荒唐谎言——她们多半是岩峰肺病疗养院的服务人员,在距离我们住的小屋大约一英里半路程的山上。


我记得后来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吧里吹牛,大谈我们经营的游乐场,桌边渐渐聚集了一大批各路好汉。我们称这家游乐场为“巴拿马一美国娱乐公司”,它精彩得令布拉福的嘉年华会黯然失色。不过,结果很扫兴,一两名布拉福的大汉对我们的故事毫无兴趣,对我们说:


“如果再看到你们这几个家伙留着大胡子到这儿来,我们会打掉你们的头!”


瑞斯站了起来,说道:“是吗?你想打架?”


大家都走到外面的巷子里,双方对骂了好一阵子,幸好没有打起来,否则他们真能教我们吃掉自己的胡子!


我们终于打道回府了,但是瑞斯不敢把车开进车库,因为他怕自己对不准车库的门。他把车子停在就快到车库的通道上,我们推开车门,翻滚到草地上躺着,呆望着满天星斗,大地在我们身子底下翻滚,像一艘要沉没到水底的船。我记得那天晚上瑞斯和我终于爬起来进屋时,看见赖克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振振有辞地大声宣布经过深思的言论。他说话的对象是一包准备送洗衣店的脏衣服,不知是谁将它放在房间另一^端的安乐椅上。


IV


八月中,我们回到纽约,这个我参与缔造的世界终于准备破壳探出它邪恶的脑袋,吞噬另一代人。


在奥利安时,我们从不读报,原则上也远离收音机,我全心惦念着要出版新完成的小说。我在班吉的地盘上找到一本旧的《财星》杂志,读到一篇有关出版业务的文章;根据那篇文章,我选了一家可能已经烂到无以复加的出版公司,那家公司是会欣然将《星期六晚邮报》上一切内容以钻石体活字重印在金色纸上的,他们绝对不会欣赏我在山上完成的那种狂妄、没完没了的故事不过,他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告诉我实情。


对我自己而言,我走在纽约街头时体验到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等候第一本书的命运信息时的痛苦心情,这份痛苦只有青少年初恋时的煎熬可比拟。很自然地,由于我忧虑过度,我的祈祷热烈且有私心。不过,天主并不在乎我们的祈祷是否自私,对祂那是正中下怀,凡是祈求的,就必得到;如果坚持不替自己祈求,那其实是一种虚荣骄傲的念头,等于隐隐将自己放在和天主相同的地位好像我们没有需要,好像我们不是受造物,不用依靠祂,也不用遵照祂的旨意依靠其他受造物。


于是,我来到第十四街一座墨西哥人的瓜达卢佩圣母(Our Ladyof Guadalupe)教堂。这座教堂不大,有时我会来这儿领圣体,现在我在祭坛前跪下祈祷,相当急切地祈求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那本书能使天主受到荣耀。


我居然可以安然认为那本书或许能荣耀天主,真是愚蠢到了极点,也是灵性的极度盲目,但是我毕竟提出了要求。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我的祈祷其实是件好事。


天主教徒一般相信,天主回答我们的祈祷时,给我们的不一定刚好是我们要求的,但是我们很确定,如果祂没有给我们想要的,是因为牠有更好的事物要给我们;同样地,基督答应我们的,我们一定都会得到以祂的名字所求的。


我猜我是尽我所能地祈祷了,而且对天主和圣母都有相当的信心。我知道我的祈祷会有所回应,现在我才渐渐明白天主如何完全承诺了我所祈求的。首先,那本书在当时始终没有出版实在是件好事;其次,天主答应了我的祈祷,祂将曾经被我拒绝、而且没有继续追求的恩惠又给了我,还给了我在半清醒状况下放弃的圣召。祂再次为我敞开了那些被关上的门,因为我不知该如何利用受洗及初领圣体的圣宠。


但是,在祂如此做之前,我必须经历一些黑暗与苦难。


我认为一九三九年八月底那段日子对任何人都是痛苦的,那些灰色、高温、闷热的日子对人体的肆虐已经够厉害了,再加上欧洲传来日益不祥的新闻,让人更觉沉重。


看来,一场正式的战争终究要爆发了。有些人感到怯懦与变态美感的兴奋,纳粹等着用这种恐怖景象的刺激造成负面的感受,再加上百倍的势力,其他国家预期这项巨大的死亡凶器将会带来令人厌恶、恶心的命运。这项危险还加上了无法衡量的不名誉、侮辱、堕落及羞辱,世界不但面临毁灭,而且面临严重无比的亵渎,这种亵渎是针对完善的人性、人的理智、意志与永生的灵魂。


这种命运对大多数人仍然晦暗不明,大家只是感到厌恶、绝望、害怕、百感交集。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世界只是大多数人个体灵魂总和的写照,昔日我们任凭心灵意志遭受罪恶及地狱的亵渎、奸污,如今在我们眼前、身体上和精神上,在整个社会秩序中,旧事又要重演,这正是对我们的无情教训与报应,我们当中才会有人领会到我们是罪有应得的。


那时,我自己倒很明白这一点。记得八月底一晚我搭乘地铁时,突然发现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在看晚报,但是当时正是电报来往的新闻特别多的时刻。大家都紧张万分,甚至在这个暴力橫行的城市中,为了自卫都必须回避一边,避免受到如此痛苦的刺激。现在每一个人对报纸、新闻的态度好像都和赖克斯、我、吉卜尼、瑞斯两年来的感觉一样了。


我的脑海中还出现了另一种观点。我发现:“我自己对世界的一切负有责任,我的罪过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希特勒不是唯一引起这场战争的人,我也有一份责任……”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念头,真理发出了深入探索的光照,让我的灵魂稍稍感到安慰。我下定决心要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办告解、领圣体。


每个夜晚就如此勉强挨过了。一次,我在吉卜尼于华盛顿港的家中吃过晚饭,从长岛驾车回来。与我同车的一名男子有部收音机,我们经过空无一人的公园大道,听着收音机里发自柏林的一道平静、疲倦的声音。评论者的口气已经不再抖擞振奋,完全没有新闻播报员一贯活泼、空谈、得意洋洋的韵味,不再让人觉得播报员总是无所不知。现在你知道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的确,他们都同意战争是一定会爆发的,但是什么时候呢?在哪儿呢?他们也说不出来。


所有前往德国前线的火车都已停开,航空服务也都停止。街道都空了,你会感觉到所有的人、物清除一空,为的是要准备面临人人悬念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空袭;那也是威尔斯(H.G.Wells)和其他人曾经描写过的,一夜之中便要毁灭伦敦全城的空袭……


九月第一个星期五的前夜,星期四的晚上,我到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大教堂办告解。然后,真是故态复萌,我走进迪伦斯店,这是中央戏院舞台边门对街处我们经常去的一家酒吧,吉卜尼和我经常坐在那儿等待戏院散场,经常待到清晨一两点钟,和几个我们认识的在戏中轧一角的女孩子鬼混半天。这天晚上散场之前,我碰到珍妮,她不在那出戏中演出,却有资格演更好的戏。她说劳动节就要回里奇蒙(Richmond)老家去了,邀我一同前往,我们安排第二天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会面。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听到收音机广播,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是那声音不再疲惫,而是刺耳的叫喊,表示的确有事情发生了。


在我前去望弥撒的路上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华沙遭到轰炸,大战真正开始了。


圣方济天主堂离宾夕法尼亚车站很近,正进行着大礼弥撒。神父站在有镶嵌图案的半圆型屋顶下的祭坛前,以高昂的声音庄重而一板一眼地朗诵弥撒的序幕,那是神圣教会古老、隽永、神圣的句子: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


这是基督净配(Bride of Christ)的声音,基督在这个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世界,祂的生命超越战争、死亡、迫害、改革、邪恶、残酷,也超越人们的贪婪与不公正的事件。在万物中时时向您表示感谢实在是再适合、公平也不过,神圣的主,万能的天父,永恒的天主,这宏大有力的祈祷在永恒面前,所有的战争化约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祈祷开启了通往永恒的大门,它来自永恒,也回归永恒。这祈祷带领我们的心灵进入深奥、安宁的智慧之境,我们应该永远偕同万物向您,全能的天父,致谢。这个已经开始承受痛苦、为另一场战争再次流血的教会,这个奥体,是不是就在吟唱着我们对全能天父致谢的词句呢?


她在战争、痛苦中感谢祂,并非为了战争、为了痛苦,而是为了天主的爱;在这新的危机中,她知道天主会用爱保护她,保护我们。她抬眼朝向天主,在万物中见到的是永恒的主;她注意天主的作为,不注意第过基督赞美祂;藉着基督,九品天使[3]皆赞美祂我跪在祭坛栅栏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天从神父手中领受了祭饼中的基督,祂为我的罪,为所有自私、愚蠢、愚昧的世人之罪再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维吉尼亚州的周末过得没什么特别快乐可言。周六下午我们由里奇蒙到乌班纳(Urbarma),珍妮家有一艘船,他们要参加当地的赛船会。我们也听到阿森尼号被击沉的消息。那天晚上,我有一颗长不出来的智齿忽然痛了起来,整晚都痛得要命。第二天我蹒跚走去参加赛船会,一直捧着剧痛的脸颊,又整夜无眠,真是精疲力竭。


在船坞给汽艇加油的油站有一大红罐装满加冰的可口可乐,我们站在大棚子进口的阴凉处,闻到绳索及沥青气味,正好听到从伦敦播音的男人声音。


他的声音稳健,伦敦没有遭到轰炸。


我们从小湾出发,经过河口来到拉帕罕诺河(RappahannockRiver)的出海处,在火烈的太阳下,每个人都拿布来梅号开玩笑。那艘巨型德国轮船毫无预兆地驶出纽约港后就不见踪影,不时有女人拖着南方长尾音尖声叫道:“布来梅号在那儿!”


我口袋中有瓶药,我用火柴棒及一点棉花涂在那颗剧痛的阻生牙上。


不过,我回到纽约后战争并没有转变成太惨无人道——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在波兰的战争很激烈,但是西线无战事,目前紧张的可怕局面松缓下来,人们变得较平静,也较开战前笃定些。


我找了牙医,他在我的下颚又捶又敲,将那颗智齿挖出。然后我回到培瑞街,躺在床上听旧唱片,是保罗•怀特门(PaulWhiteman)的喇叭手贝德白克(BixBeiderbecke)的,同时用紫色消毒药水擦洗还流着血的口腔,很快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难闻的药味。


我的下颚被缝了五针。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里还很安宁稳定,甚至有点恢复快乐升平的样子。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显然美国不会马上卷入战争。很多人以为这种情况会延续多年,随时处于武装备战和狙击状态,有强大的军队驻守在国防巩固之处。这个世界似乎进入一个奇特的新境界,国际间假装维持和平,大家处在永恒的敌对立场,却又尚未完全做好战争的准备,有人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维持现状二十年。


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只是苏联在战争中的态度让我震惊。去年苏联才大声指责张伯伦(ArthurNevilleChamberlain)出卖捷克;现在红军竟坦然与德军联盟,带着亲切的微笑分割了波兰,也将他们自己侵占芬兰的用意付诸实现。


自从一九三五年的和平罢工、牛津誓约以来,党的路线确实演化出许多难题。以前我们受到误导,以为所有战争都是侵略行为,而侵略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只是躲在法西斯主义和其他运动的假面具后面,因此谁都不该参战。现在又变成应该支持苏联进占芬兰的侵略战争,应该赞助苏联支持德国占领波兰了。


九月过去了,秋意在明朗光亮的天空中初现。酷热的日子完结了,有新开始的季节又来临了,我准备回归我的博士班研究,也希望能在哥大本部或推广部谋得讲师职位。


我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有一天晚上,瑞斯、戈迪和我到席瑞敦广场的尼克酒馆,我们坐在一个弧形的吧台边,爵士乐震耳欲聋。这时吉卜尼和蓓姬走了进来,她也是在中央戏院演出的女孩之一,那出戏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大家坐在同一桌谈天喝酒,我们就像往日一样总是泡在那种地方,都没有太大的兴致,又想不出其他花样,却还不想回家睡觉。


后来瑞斯和戈迪先回家,吉卜尼、蓓姬和我仍然坐在那儿,最后捱到早上四点钟。吉卜尼不想回长岛,蓓姬住在城北八十多街,结果他们都到培瑞街来,只要转个弯就到了。


睡在地板或椅子上对我都不是稀奇的事,我也不怕沙发太短太窄不舒服——那时我们经常这么过日子,像我们这样的人也不知凡几。有时通宵不眠,最后困了,随便找个可以容纳疲倦躯体之处就入睡。


很奇怪,我们竟然将此事视为平常,但是若有人建议我们为了爱天主、做补赎而睡地板,我们一定会认为那个人在侮辱我们身为人类的智慧与尊严。多么野蛮的念头啊!把自己弄得不舒服来做补赎!然而,我们似乎认为整夜荒唐作乐之后睡地板是合乎逻辑的,这就证明世俗的智慧会发展到多么矛盾的地步。“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我猜我断断续续睡了五六个小时,到了十一点,我们都醒了,衣冠不整地坐了一会,半清醒地谈天、抽烟、听唱片,屋里飘扬着去世多年的贝德白克的歌声,曲调清淡、古老,带点挽诗韵味。从我坐的地板上还可看到连绵屋顶的尽头有一块晴朗的秋空。


下午一点左右,我到外面买早点,抱回一大堆用大小形状各异的硬纸盒盛装的炒蛋、吐司、咖啡,口袋里装满香烟,但是我并不想抽烟。我们边吃边谈,最后一起清理。有人提议到鸡禽码头走走,我们就一同出发。


就在这一连串活动之际,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本身非常惊人、意义重大,而且就前因后果而言更是令人惊讶,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我以下的陈述。


坐在地板上听唱片、吃早餐时,我心里浮现出这个念头:“我要成为神父,我说不出为何会有这个念头:并不是因为太疲倦、对生命感到无趣或是厌倦到极点的反应,虽然也看出目前生命的徒劳、无指望;也不是因为那音乐,不是因为秋景,因为这个念头突然间非常完整成熟地被种植到我心里,不像一般病态萦绕感情冲击所致。这也不是一份热情或空幻的想法,而是突然感觉到非常强烈、甜美、深沉又坚持的牵引力量,却又不像感官上的口味,让人想找寻感觉的舒畅。那是一种良心,一种深奥、明确的新感受,让我觉得我的确应该这么做。


lll


我这个念头在心里留了多久才提出来?我也说不出来,但是这会儿我不经心地说:


“你们知道吗?我应该进隐修院当神父。”


吉卜尼以前听我提过,所以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我的宣告并未引起任何辩论或批评,反正这也不是吉卜尼完全不起共鸣的言语;对他而言,除了做生意之外,任何生活方式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走出房屋大门时,我心里想着:


“我要成为神父。”


我们走到鸡禽码头时,这个念头仍旧萦绕不去。下午三四点,吉卜尼启程回他在华盛顿港的家,,蓓姬和我坐下,又望着那肮脏的河水老半天,然后我送她到地铁车站。站在跨越第十大道的通道阴影下,我说:


“蓓姬,说真的,我要进隐修院当神父。”


她和我并不太熟,也不太明白当神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没什么话好说;不过,我又期望她说些什么呢?


我很高兴终于有独处的机会了。在衔接第八大道的大街上,大卡车飞快怒吼地驶过,那儿有一间小小的天主教图书馆——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还有一间德国糕饼店,我常去那儿吃饭。在我到糕饼店吃午餐前,我走到名叫圣维洛尼卡的天主教图书馆,那儿唯一介绍修会的书籍是一本有关耶稣会士的绿皮小书。我借了这本书,然后在糕饼店边吃边读。


现在我一人独处,这个念头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更具说服力。很好,当神父的确是可能的,也很适合我,接下来就看我如何做更明确的决定了。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我心里摸索着答案,此时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读这本小书,思索这些问题。待我走到街上,暮色已浓,附近的小巷都很暗了,我猜大约是七点左右。


由于本能上的驱使,我走到第十六街的圣方济沙勿略耶稣会教堂。以前我从来没去过那儿,也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也许我想要找那儿的神父谈谈——我到现在还不明就里。


走到第十六街时,整幢楼看来又黑又空,实际上教堂所有的门都是锁住的,连那条街都空无一人。我差一点就要失望地离开,突然注意到有一扇门通往教堂地下室。


通常我绝不会注意到那么一扇门,你必须走下几步台阶才能看到一扇被阶梯遮住一半的门,那楼梯上通教堂的正门。那儿也没有标记,门看起来也是锁着、牢牢拴住的。


V


不过,有某种特殊感觉促使我去试试那扇门。


我走下两个台阶,握住沉重的铁把手,那扇门竟然被推开了,我也进入底下一层的教堂。教堂内灯火辉煌,坐满了人,圣体陈列在祭坛上的圣体发光座里。我终于明白我该怎么做了,也明白为何会被引到这儿来。


那儿正在举行九日敬礼,也许正值圣时,我并不清楚,但是正好要结束了。我刚找到一个空位跪了下来,他们就开始唱起《皇皇圣体歌》,包括工人、贫妇、学生、店员在内,所有人都唱起圣多玛斯所写的拉丁文圣诗。


我专心注视着圣体发光座,看着那白色祭饼。


突然间,我很清楚我的整个生命面临转机,远远超过我的想像、理解或构想,目前一切全悬在一个字上——看我如何做决定。


我并没有准备好走上这条路,一切尚未按部就班地安排好。过去我根本未留意这件事,因此被骤然召来此地回答一个并非出自我心、而是永恒上智在其无穷奥境中准备的问题就更显得庄严了。


当时我并未看清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那时迟疑不前或拒绝接受,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通往新境界和天主预许之福地——与我从前眷恋的埃及不同之地——的大道又展开在我眼前,我本能地察觉到时机稍纵即逝。


这是个紧急关头,是个疑问;这是个探索的时刻,也是个喜庆的时刻。一分钟内,我集中精神思索这突然种到我灵魂中的圣宠,调整我昏暗的心灵之眼,俾能适应这陌生的圣宠之光。这时我整个生命都悬在深渊边缘,但是这一次这个深渊是爱与和平的深渊,这个深渊就是天主。


拋弃自己是盲目、无法挽回的行为,但如果我不这么做,我简直不必回顾自己往日的作为,难道我对自己的过去还不够厌烦吗?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你真的愿意成为神父吗?如果你愿意,说出来吧……”


圣诗唱完了,神父以披肩尾端覆盖双手,托着圣体匣的底部缓缓地在祭坛上举起,并转身祝福大家。


我笔直地注视着圣体,现在我知道我注视的是谁了。我说:“是的,我想要成为神父,打从心底想要成为神父。如果您愿意,请让我成为神父——让我成为神父吧!”


一说出这些话,我就明白最后那几个字产生了多大的功效。我启动了多么大的力量啊,和因我的决定而生的能力已牢牢连在一起了。


注释:


[1]圣依纳爵(St.IgnatiusofAntioch,?〜110),叙利亚安提阿城主教、神学家,在被捕押赴罗马殉教途中写下七封书信,成为后世了解早期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制度的重要文献。

[2]碧岳十二世(PinsI,1876〜1958),亦译“庇护十二世”,意大利籍教皇(1939〜1958),因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持中立态度而遭指责。

[3]九品天使,亦作“九级天使”,公元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正式将基督宗教信仰中的“天使”形象界定为三类九级,具体划分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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